遍布全球的美国实验室, 正进行一场隐蔽的生物掠夺
来源｜Global Policy
▲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与奥巴马。图源：互联网
2013年12月，历史上最严重疫情——埃博拉爆发。埃博拉是一种严重的出血性病毒，可导致肌肉和关节疼痛、腹泻、呕吐和出血，在2014年夏天从几内亚森林传播到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首都。世界卫生组织（WTO）当年8月宣布该流行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迟缓的国际医疗和人道主义救援才开始行动。作为援助先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个月后向西非派遣了一支三千多人的部队。与预期相反，到2014年12月，病例数急剧下降，利比里亚的流行于2015年6月结束。整个爆发期间，共有28600人被感染，11325人死亡。
2016年1月13日，奥巴马发表了他作为总统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这是一个理想的机会，可以提醒对其幻灭的公众，奥巴马政府在八年间取得了什么成就，至少可以声称取得了一些成就。他追忆了"平价医疗法案"，伊朗核协议如何使地球更加安全。讲话还传达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信息：他的政府恢复了美国在全球平等国家中应有的领导地位。在应对利比亚、叙利亚、伊朗和乌克兰的危机时，美国不是单枪匹马，而是协调了各国共同行动。“我们将动员世界与我们合作，确保其他国家发挥自己的作用”。
奥巴马将2014到2016年间，全球对埃博拉疫情的反应，作为美国凭一己之力“动员”了全球抗击病毒的典型案例。“我们的军队、医生和发展工作者表现非常英勇；他们建立起合作平台，使其他国家得以加入我们，共同消灭了疫情。数十万人，也许是几百万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这一讲话将美国应对埃博拉病毒的做法具象化为"奥巴马路线"这一概念。其追随者喜欢严格遵守路线标准话语：美化或夸大美国在西非抗疫取得的成就，强调与数量庞大的联合国国家联合的“合作”（美国领导的另一种说法）在抗击疫情中的作用，同时排斥、最小化、省略或回避与统一叙事相矛盾的、分散注意力的真相。
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对COVID大流行的灾难性应对为埃博拉时的奥巴马路线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位前总统的同事们站出来提醒大家，他们面对病毒的表现有多好——他们所谓的效率和智慧与特朗普致命的无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乔·拜登（Joe Biden）的总统竞选团队吹捧这位前副总统在埃博拉疫情期间的功劳，来证明他的资历，“拜登知道如何采取有效的危机应对措施，并帮助科学家、公共卫生专家和第一响应者发声”。他协助领导奥巴马-拜登政府，在2009年H1N1流感和埃博拉疫情期间做出了有效应对。奥巴马的“埃博拉沙皇”罗恩·克莱恩（Ron Klain）回忆说，美国政府如何调动所有资源对埃博拉病毒做出了迅速反应，而特朗普未能采取同样措施来抗击新冠病毒。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高级顾问劳拉·贝尔（Laura Baer）赞扬奥巴马政府设立了一个完全致力于应对疫情和救援的办公室。奥巴马的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对特朗普对科学的否定表示不满，哀叹道：“奥巴马总统已经为后续政府组织好了行动手册，然而在特朗普政府遭遇危机时，他们把它扔掉了......我们早就知道召集全球响应是必须的”。前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Ben Rhodes）也曾为美国领导的这一“全球响应”欢呼，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Susan Rice）的下属则声称，目睹她在埃博拉疫情压力之下勇敢的表现后，他们愿意跟随她赴汤蹈火。事实证明，兜售“奥巴马路线”确实非常有用，它可以作为一样武器，来攻击特朗普对新冠病毒严重管理不善、对抗MAGA式反全球化民族主义，还能帮助进一步实现职业抱负。
1 “奥巴马路线”还是“奥巴马谎言”?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是“奥巴马路线”的另一位狂热倡导者。她的畅销回忆录《理想主义者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n Idealist）用了整整一章篇幅详细介绍了美国如何应对西非埃博拉疫情。该章的结束语也可以说是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对埃博拉危机总结的完美再现：奥巴马总统发布了任务，其完成在支持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奥巴马的领导也给了绝望的人们希望，让他们相信埃博拉病毒可以被击败。他稳稳拿住美国的筹码，团结了其他世界领导人，也消弭了他们的反对。鲍尔称赞道：奥巴马和美国医生、护士、卫生工作者、援助工作者、外交官和士兵，通过自己在防疫上的努力工作，以埃博拉为案例，说明为什么世界需要联合国。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即使是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能够独自杀死这一病毒。阅读鲍尔的章节，读者会留下强烈印象：即美国凭借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无与伦比的后勤能力，和对“做正确的事”的不可动摇的奉献精神，在领导全球抗击埃博拉病毒方面发挥的作用哪怕称不上关键，也至少是巨大的。
然而，学者们已经证明，美国对埃博拉病毒的应对并不像鲍尔在她的回忆录中写的那样，取得了巨大成功。事实上，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共卫生专家的说法，在大多数国际支援到位之前，流行病曲线就开始下降，这使得支援在对抗疫情上的作用非常有限。全球卫生专家也一致认为，没有人确切知道埃博拉病毒在2014年底逐渐消失的原因，但它与美国的参与关系不大。没有证据支持奥巴马的非凡主张，即美国卫生工作者和士兵帮助在西非挽救了“数十万，也许是数百万人的生命”。所以，鲍尔对“奥巴马路线”表述就非常值得推敲了。我们需要将她的主张和声明，特别是她对美国建造的埃博拉治疗单位（ETU）、中国对埃博拉的反应、美国实验室技术的评论，与实地实际发生的事结合起来看。
用记者汤姆·恩格尔哈特（Tom Engelhardt）和历史学家凯伦·格林伯格（Karen Greenberg）的话来说，奥巴马政府动用美国军方，宣布了“向埃博拉开战”。这支已经在反恐战争中打了失败仗的队伍，突然被推到了抗击疫情的战争前线。美国军方从行动一开始就被各种问题困扰，其在西非的防疫措施没有变成巨大灾难本身确实是个奇迹，但鲍尔称其为“对美国独创性的礼赞”和“创造”，就太过夸张了。
鲍尔特别指出，美国军方在西非建造的ETU证明了美国的仁慈和敏捷思维——这是奥巴马总统“展示美国领导力和能力”的另一个“绝妙”工具。她评论了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负责人汤姆·弗里登（Tom Frieden）的声明：军方将迅速搭建ETU，这是专门设计的野战医务帐篷，患者可以在里面得到治疗，鲍尔则称，可以同时为1700名患者提供治疗。此外，鲍尔还表示，一名利比里亚卫生工作者告诉她，数字如此之高，是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正在利比里亚各地疯狂建造ETU”，无国界医生诊所能够照顾“所有前来就医的人”。在听说ETU对埃博拉战争做出的看似出色的贡献后，鲍尔离开了西非，相信“我们”（美国主导和设计的全球响应措施）可以拯救世界并获得胜利。
鲍尔严重高估了造价高昂的ETU的功效。与弗里登的承诺相反， 美国军方并没有迅速建造ETU，而在令人恐惧的埃博拉疫情曲线平缓很久之后，成品ETU们才得见天日，它们也没有治疗数百名埃博拉患者。往好听一点说，ETU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展示的效果很不平衡。往差里说，美国造的ETU，特别是在利比里亚，对击败埃博拉病毒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像大西哲光（Norimitsu Onishi）在他为《纽约时报》做的调查中说明的那样，截至2015年4月，在利比里亚建成的11个ETU里，只有28名埃博拉患者得到治疗。其中有9个从未治疗过任何埃博拉病毒感染者，有10个是在2014年12月22日之后开放的，建成时疫情已经好转，它们没能发挥任何作用。瑞典的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博士和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等公共卫生专家向许多国际机构呼吁，花在建造昂贵的ETU（每座约2000万美元）上的宝贵资金应该投资于当地的医疗保健计划或社区建设，却终究徒劳。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美国军方根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定的“最坏情况”标准设计了ETU蓝图，并没有调整以适应当地不断改善的情况。相反，无国界医生组织建立的廉价治疗中心，由木托盘和塑料布组成，其作用远远大于国防部建造的ETU。如果美国军方参考榜样，建造简单的非营利性治疗单位，可能会挽救更多的生命。
就连国防部也不同意鲍尔对ETU的美好印象。美国非洲司令部自己对联合援助行动的评估中承认，ETU“结果并未得到充分利用”，也是匆忙设计的。陆军上尉安德鲁·希尔（Andrew Hill）在被派遣至灾难援助响应小组时，迅速绘制了ETU设计的草图，因为军方在行动开始之前没有标准设计框架。利比里亚卫生部希望美国在每个县建造一座ETU，但施工过程遇到了许多障碍。国防部显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克服利比里亚长期薄弱的基础设施带来的不便，哪里桥梁坍塌，供水不足，缺乏砾石，井口稀少，地形不平坦，天气恶劣。因此，为期五周的施工进度不得不延长到“某些地点耗时近两个月”。他们不愿承认国防部未能预见到这些可预测的挑战，而是指责利比里亚没有按时完成任务。该报告甚至暗示，ETU建设而延期还影响了基层卫生工作者的培训，因为他们必须转移到其他设施才能完成培训项目。类似的障碍也困扰着在塞拉利昂的英国人，因为半永久性ETU的长建造周期降低了当地的可用床位数量。研究估计，如果能提早一个月投入使用，本可以使超过12500例埃博拉病例得到救治。然而，昂贵而花哨的ETU再次战胜了更加经济、机动和可靠的野战医院方案。
将美国的ETU能重新用于对抗埃博拉以外的疾病如何呢？毕竟，德国武装部队、埃博拉工作队、红十字会以及利比里亚卫生和社会福利部的代表，曾将蒙罗维亚塞缪尔·多伊体育场附近的一个标准ETU改造成了一个“严重感染临时治疗单位”，用于治疗疟疾或其他埃博拉样症状的患者。为什么美国不这样做呢？道格·梅尔卡多（Doug Mercado）是难民保护方面的专家，也是疫情期间前灾难援助响应小组的负责人，他对重新利用ETU的可行性表示怀疑：“如果我们能留下一些东西，那当然很好，但这不是关键目标。”ETU的设计目标中不包括耐久，它们由易碎的塑料布制成，长时间暴露在恶劣天气中会变质。更坚固的竹制结构ETU被移交给当地社区，但竹制是个例，而非一般标准。许多（尽管不是全部）仓库和实验室设施也必须拆除。正如美国驻利比里亚大使黛博拉·马拉克（Deborah Malac）所说：“很难从灾难应对转向后续发展。钱是一个问题，人们不想放弃资源。”美国作为世界营利性和新自由主义医疗体系的最重要代表，几乎没有动力向卫生系统多年资金不足、人手不足，且日益私有化的西非大规模支援医疗设备和用品。
记者詹妮弗· 拉祖塔（Jennifer Lazuta ）亲眼目睹了被遗弃的ETU的不确定命运。她采访了国际发展计划儿童组的一名成员，他透露，西非各国政府不知道如何处理废弃的ETU。援助工作者希望ETU能够为基础卫生保健服务做贡献，但无法保证这种大型建筑能够维持下去。无论消毒多少次，受过惊吓的当地人都担心退役ETU里有埃博拉病毒遗留。更糟糕的是，氯消毒剂会对ETU造成腐蚀，让人更加怀疑它们是否能长期维持。四个月后，利比里亚仍然没有想清楚如何处理它们，尤其是在蒙罗维亚的一个有三百张床位的庞然大物。虽然一些以前的隔离病房帐篷仍然相对完好无损，但被刺穿的隔断防水布在没有定期维修的情况下很快就磨损了。塞缪尔·多伊体育场（Samuel Doe Stadium）附近的“豪华”中国ETU配备了空调私人房间和视频监视器，使护士与受感染的患者保持安全距离，与迅速瓦解的美国ETU相比，看起来更加不易腐烂，也有更高科技含量。所以，美国的创新力和创造力似乎也不过如此。
2 中国对非的疫情援助被低估
说到中国，鲍尔忍不住暗示，该国努力帮助西非人抗击埃博拉病毒，只是为了展示其迅速发展的超级大国实力：中国在不断寻找炫耀其超级大国地位的方法，宣布抗击埃博拉病毒“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不过是方法之一。这评论令人叹为观止，是典型的乌鸦笑猪黑。这滑稽的评论只能让人注意到，华盛顿的精英们对自己影响力的衰弱感到恐惧。我们公众真的要相信美国政府为抗击埃博拉病毒贡献的7.5亿美元财政捐助是无私的慷慨行为，绝对不是“炫耀其超级大国地位”的手段吗？当白宫决定投入如此多的资金支援西非时，是不是也刚好满足了自身利益？
鲍尔在章节中再次提到中国，描述了自己在飞机上与奥巴马视频会议的场景：我知道总统对国际体系中“搭便车”行为感到沮丧，我还详细阐述了中国、英国、法国，甚至像古巴这样的小国的贡献。“奥巴马路线”在鲍尔附和美国例外论时再次出现：美国与其他国家“合作”，但在幕后，它其实做了其他人都懒得做的艰苦工作，并且应该得到所有的荣誉。西方政府最初在2014年谴责中国在抗击埃博拉病毒方面做得不够。然而，当数百名中国医务人员准备加入支援的消息传出时，官员们改变了调子，把中国人描绘成一群精打细算的机会主义者，为了政治利益而拯救非洲人的生命。如果你这样做，那你该死，如果你不这样做，你还是该死。鲍尔对中国的微妙抨击完全符合媒体不断掩盖或贬低美国主要敌人的成就的习惯，无论何时何地，用何种方式。
中国的埃博拉应对措施被低估，它值得进一步研究。2014年3月，中国医疗队是几内亚埃博拉疫情的首批响应者之一，“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迟缓形成鲜明对比”。由于中国在整个非洲大陆建立了抗疟疾中心，在西非已经有了医疗队，所以面对埃博拉时处于领先地位。到8月，北京已经空运了大量紧急防疫物资、药品、食品和消毒设备。9月，数十名中国实验室技术人员抵达塞拉利昂。11月，中国宣布“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将有一千名医学专家到达”。
值得强调的是，在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和非洲联盟国家在内的所有向西非派遣军队的国家中，中国是唯一一个主要派遣了军医的国家。中国和美国的抗疫路径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类安全专家说的“赋能”。中国人明白，只有首先消除贫困，促进发展，才能抗击埃博拉这样的疾病。从长远看，优先考虑“长期能力建设”的战略，就像中国承诺在三年内向非洲国家派遣数百名医务工作者那样，可能比奥巴马在2014年秋季的爆发性部队和供应输入更能为西非人带来好处。与美国不同，中国适应了当地的情况，并根据情况进行应对。
美国海军医生甚至也承认，在埃博拉疫情期间，中国的全球卫生战略远强于美国。美国国防部的全球卫生战略通常痴迷于量化其绩效，而没有实际衡量其在现实世界中的作用。同时，中国受到毛时代“赤脚医生”的启发（普通农民接受了医疗和急救培训，以帮助治疗没有卫生所的偏远社区的常见疾病），更新了这一传统，并将其应用于埃博拉疫情肆虐的西非。虽然部署美国军队耗资3.6亿美元（不包括运行无用的ETU的费用），但中国投资了相对便宜的长期项目，例如在两年间不断派遣六到一百人不等医疗团队。这种草根的嵌入模式是具有前瞻性思维的健康外交的一种表现，不仅有利于希望扩大影响力的中国，也有利于非洲当地的受助者。蒙罗维亚的一个标志简洁地总结了利比里亚人更喜欢的卫生战略：中国1分，美国0分。
面对有关无效ETU的询问，一些受访者指出：美国、英国、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实施的，成功的公共卫生工作者或志愿者培训课程是，在西非进行医疗支援的长期价值或更好指标。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浪费的钱远不及美国在ETU上的花费，却可能培训了同样多甚至更多的志愿者。截至2015年2月，驻利比里亚的美军仅培训了1539名医护人员。在几内亚，2014年10月至12月期间，感染预防和控制课程培训了约3250名几内亚人、一线卫生工作者和监督员。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期间，为西非ETU美国医护人员做准备的CDC安全培训课程培训了570名参与者。国际移民组织和世卫组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塞拉利昂卫生部合作，在2015年3月前于弗里敦培训了4500名卫生工作者。相比之下，2014年11月抵达塞拉利昂的中国公共卫生培训小组，在2015年8月时，已培训了“1万名当地居民，包括医务人员、社区医护人员、政府官员和志愿者”。这并不是所有课程的详尽清单，也不是参加西非公共卫生培训的确切人数，但它公平地说明了中国在疫情期间开展的人道主义行动的规模令人难以置信。这种巨大的努力，怎么能被随意地称为为了炫耀呢？用奥巴马的话来说，它们难道不能证明国际社会可以在没有美国管理的情况下，在全球危机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吗？
3 生物帝国主义如何掠夺病原体样本
虽然其他国家抗击埃博拉的努力在章节中有短暂的客串，但鲍尔对利比里亚当地“美国实验室技术的作用”和帮助建立埃博拉测试实验室的美国海军技术人员表示高度赞扬。她提到：病毒检测耗时从5天提升到5小时，大大提高了埃博拉病患的隔离速度，从而降低了传染率。鲍尔的评论很有趣，有趣在两点：
第一，根据一篇分析疫情期间利比里亚防疫措施的论文，美国实验室对2014年传播率的影响有限。实验室确诊病例的名字“没有反馈给县里负责追踪接触者和隔离小组”，这意味着家庭和社区不知道亲人是否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实验室则要亲自追踪疑似和确认的接触者，进一步消耗了本已微薄的资源。即使在 2014 年 10 月物资和实验室大量增长之后，直到 2015 年 2 月，接触者追踪程序仍未有实质性改善。
第二，鲍尔从未提到美国实验室及其工作人员收集了数千份血液样本，并未经患者同意秘密运出了西非。法国记者Emmanuel Freudenthal 和Chloé Hecketsweiler 发现，美国军方在蒙罗维亚的利比里亚生物医学研究所内清点并储存了大约五千份血液样本，这些样本最终被往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一座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顶级生物防御研究基地。《世界报》透露，实验室在整个疫情期间分析了269000份来自西非的血液样本，这是美国、加拿大、欧洲、中国和俄罗斯科学家的生物金矿。一场激烈本的血液样竞争由此爆发，为的是与诊断无关的项目和论文。一位法国药剂师遗憾地指出，几内亚在联合国飞机和医疗队面前根本是个漏勺，他们越过边防偷偷带走了一箱箱的样本，而不受任何惩罚。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正式承认在未经地方当局许可的情况下，偷运了从塞拉利昂采集的几百份样本。一名医生声称：血液样本在 “没有利比里亚许可的情况下”被盗。
Freudenthal 和 Hecketsweiler 更深入地调查了发生在西非的生物安全阴谋，并发现，直到2019年，俄罗斯实验室的军事人员配置依然跟疫情期间一致。在大西洋另一边，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病毒学家正在公开对埃博拉病毒进行“威胁表征”实验（使病毒更具毒性或空气传播性，以测试新疫苗并预测恐怖分子未来可能释放什么样的生物武器）。一旦发生“实验室泄漏”，这些对埃博拉或炭疽等致命病原体的无限研究可能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
一些学者怀疑，在疫情期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能更容易获得存储在塞拉利昂十六个地区设置的实验室中的血液样本和其他敏感数据。虽然名义上每个实验室由不同国家经营，但美国军方帮助建立了这些实验室，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处理了进入这些实验室的所有东西，包括从埃博拉患者和献血者中提取的血液样本。当Freudenthal 这样的记者开始询问为什么西非国家不能保留本国人民的血液样本时，西方官员假装担心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利比里亚没有足够的实验室来安全储存样本。西方生物安全部门、大学，很可能还有制药公司保管了哪些样本，这种侵犯西非主权和践踏弱势群体人权的行为，显然没有引起应有的关切。
“丢失”的埃博拉血液样本丑闻是生物帝国主义的一个明显例子：西方从全球南方国家提取生物材料，回收的微生物成为配制和生产疫苗的基础，而南方国家中的大多数都没有足够的资金或技术进行微生物培育。这种行为的当代体现，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盟在2021年大规模购买、囤积COVID疫苗的狂欢，而130个较贫穷国家可能要到2023年才能组织大规模疫苗分发。反对生物殖民主义是一项有风险的事情，尽管印度尼西亚在2007年拒绝将禽流感样本交给澳大利亚公司，证明了保护生物原料免受制药公司掠夺是有可能的。而且，世界卫生组织确实建立了一个框架，旨在推动疫苗生产商将利润交给发现病毒株的国家。但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仅覆盖流感病毒，并不能真正阻止富裕的北方掠夺南方。《名古屋议定书》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一个附属文件，其特殊之处在于：它力求强制执行“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产生的利益。然而，正如玛丽恩 ·麦肯纳（Maryn McKenna）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拒绝批准《公约》，也就是拒绝批准《议定书》。由于作为前殖民帝国的大国们非常担心赔偿要求会包括过去的环境和生物犯罪，未来也不太可能出现更多类似名古屋的立法了。鲍尔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美国的实验室技术确实在西非产生了影响：它促进了不经其所有者同意的血液样本、数据的采集，而这让满足了偏执的生物安全专家和贪得无厌的企业们。
一个问题仍然存在：权力在埃博拉疫情闹剧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她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国际救援形成了联合国关于埃博拉救济的第2177号决议。从鲍尔对决议准备工作的描述来看，汤姆·弗里登和利比里亚卫生工作者杰克逊·尼亚玛应得的荣誉似乎跟鲍尔本人一样多。前者吓住了所有联合国大使，兜售了自己的建议，如果埃博拉病毒得不到控制，可怕的“滑坡”会出现，将有超过140万人感染和数千人死亡。后者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关于埃博拉肆虐的生动描述，无疑说服了其他人承诺支持该决议。而鲍尔则帮助第2177号决议成为了现实。然而，该法案还同时宣布了对埃博拉疫情的人道主义响应的前所未有的军事化和“证券化”。该病毒为美国非洲司令部提供掩护，帮助其扩大了在石油资源丰富的几内亚湾的控制范围，并使美国可以自由地介入和干预任何它想介入的南方地区。对于像鲍尔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一项壮举，而她在回忆录的后记中竟还声称憎恶"美国外交政策的军事化"。
总体而言，对比中国的响应措施，美国ETU无效，美国实验室不道德地获取西非血液样本，并以“人类安全”的名义将人道主义援助武器化，美国对埃博拉的应对并不像它自我宣称的“一拳致命”那么良好，反而更像是又一场帝国哗众取宠的表演。从现在开始，我们或许该改称“奥巴马路线”为“奥巴马谎言”。
*文章原刊于Global Policy，小标题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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